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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講信用”的大師

“不講信用”的大師
摘要 : 一個關于信念的故事:餐巾紙上的收據昨晚10點多,我接到個電話。一個陌生男子,抱怨拉勾招聘風暴周的企業報名端不好使。這是我自昨天下午4點以來接到的第586個(其實這個數字是我胡謅的)抱怨電話,我輕車熟路地在電話里道歉,并教他使用我們昨天那迷宮一樣的

閑來讀史,發現大師也有“不講信用”的一面。

段祺瑞當權時,頒布了新的國會選舉法,其中有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,凡國立大學教授,或者是在國外大學得過學位的,都有選舉權。于是,像辜鴻銘這樣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餑餑。有位留學生小政客到辜家里買票,辜鴻銘毫不客氣,開價五百大洋。當時的市價是二百五,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。辜鴻銘優惠一點,降至四百,少一毛錢不行。小政客還想討價還價,老先生大叫一聲,讓他滾蛋。到了選舉的前一天,果然收到四百大洋和選舉入場證,來人還叮囑他明天務必到場。等送錢的人后腿剛走,老先生就出了門。他趕下午的快車到了天津,兩天后,錢被他花了個精光,這才盡興而歸。小政客早氣歪了嘴,他跑至辜家,大罵辜鴻銘寡信,問他“立的什么誠?”(辜鴻銘號立誠)。老先生二話不說,順手操起一根粗木棍,往那留學生小政客身上打來,口里大聲罵道:“你瞎了眼睛,敢拿幾個臭錢來收買我!我辜鴻銘如此之卑賤嗎?你也配講信義,你給我滾出去!”小政客懾于辜氏手中木棍威力,只好抱頭鼠竄,逃之夭夭。答應人家的事,無論如何也要做到,這涉及一個人品質的問題,辜鴻銘答應了賣票,看似就應該遵守諾言,把選票給買主,但老先生卻違背承諾,不守信用。其實,這是對原則的堅守,對大是大非的明辨,不為小人守信,捍衛千秋大義,沒有“拿人手短”,值得我們敬佩。

1926年11月,應廈門集美大學校長葉淵的邀請,魯迅前去參加演講,辦學方針保守的葉淵,自知魯迅是一位“思想前進的文人”,為了不使對方的演講與自己的觀點相左,特地先請魯迅吃飯,然后才帶他進禮堂。但魯迅登臺就講道:“我在廈門的時候,聽說葉校長辦學很拘束,學生極不自由,恕不敢加以贊同……剛才葉校長又請我吃飯。吃了人家的東西,好像要說人家的好話,但我并不是那樣的人,對于葉校長辦學的方法之錯誤,以及青年身心的發展,和參加社會的活動必要等等,我仍舊是非說不可的。”魯迅身處恭維、殷勤的包圍圈,頭腦卻保持一以貫之的清醒,言論絕不受時勢的左右,只說自己“要說的話”,不管別人如何枉費心機。也正因此,才使他的演講同他的文章一樣,保持了一位思想家的品格,大師精神境界的崇高風范,由此可見一斑。

北宋時期,詩人晏殊與史學家宋祁既是上下級,又兼有師生之誼,旦夕相聚,關系非同一般。有一年中秋夜,晏殊邀請宋祁赴宴,飲酒賦詩,玩了一個通宵。可是第二天,晏殊被罷相遭貶,身為翰林學士的宋祁奉命草擬罷相敕書,按說吃了嘴軟,念及舊恩,該“筆下留情”吧,然而《西清詩話》說宋祁揮毫之際,昨夕余醉猶在,仍秉筆直書,指斥晏殊肆意斂財和借軍事謀利。私交為私交,大義歸大義,昨夜喝了你的酒,今天照樣揭你的老底。后來晏殊落難,眾人避之不及,唯有宋祁不避耳目,公開宴請晏殊,送行三十里,在私交和國事之間,宋祁對事不對人,不因私交違背國事,也不因國事影響私誼,光明磊落,坦蕩分明,為后世尊崇的道德典范。

人是社會動物,又是感情動物,在現實生活中,人際交往,禮尚往來,在所難免。都說“吃人的嘴軟,拿人的手短”,在大是大非的原則面前,不能因為是朋友,或者吃了、拿了,就不講規矩,不顧原則,不分黑白,說一些違背底線、顛倒是非的話,做一些違反法律、道德的事,向大師學習,堅守自己的標準,只要理不短,吃了嘴不軟,拿了手不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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